人生事事有天罗，莫把心机太用过。
富了又贫贫又富，江河成路路成河。
强人又遇强人手，奸巧还被奸巧谋。
莫说老天无报应，十年前后看如何！
这首流传于枞阳民间的诗作，传说与清朝一位白天为官晚上为盗的传奇官员有关。他便是朱作鼎。但人们对他真正的人生历程却并不十分知晓。
朱作鼎（约1660—1730），号三韩，辽宁义州（今辽宁义县）人，属镶白旗汉军，靠监生的身份入仕。在清朝“正途优先”的官场里，这身份就像块绊脚石，不光被正途官员看不起，朝廷还暗地规定监生不能任要职。可他凭着一股务实劲儿，硬是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康熙二十八年（1689），任山东黄县（今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知县。这黄县当时不算富庶，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常有邻里纠纷、土地争端。他到任后，没摆官架子，天天往乡下跑，跟老百姓唠家常，摸清了当地的实情。有人来打官司，他从不敷衍，总是耐心查证，公平断案，遇到家境困难的原告被告，还自掏腰包帮衬。农忙时节，他会带着衙役去田间地头，帮着农户抢收庄稼；遇到旱灾，他一边组织村民挖井抗旱，一边申请减免赋税。在黄县任上，他还牵头修了当地的学堂和驿站，方便子弟求学、百姓出行。老百姓都喊他“清官县太爷”，感激他的好，还特意为他立了生祠，逢年过节都去祭拜。《黄县志》里也记着他在黄县任上“颇有政声”，这可是实打实的好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左右任山西大同府知府。康熙五十年（1711）担任江南整饬通省驿传盐法道(简称“江南驿盐道”，正四品)，管理江南地区(今江苏、安徽、上海等地)的驿传和盐政事务。这两个职位都不好干，大同府地处边境，民风彪悍，还得防备外族侵扰；江南驿盐道管着盐和驿站，都是关乎民生和交通的大事，牵扯的利益方多，容易得罪人。可他依旧秉持着为民办事的心思，在大同府时，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匪患，还修缮了城墙和边防工事，让百姓能安心过日子；在江南驿盐道任上，他严查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的行为，确保食盐能平价供应到百姓手中，同时规范驿站管理，提高公文传递效率，也让过往客商出行更顺畅。康熙五十五年（1716）二月，朱作鼎由江南驿盐道升任安徽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简称“按察使”，尊称“臬台”。正三品），成为省级最高司法长官，与布政使并称“两司”。
他在皖履职近十年（1716—1725），政绩颇丰：当时安徽不少地方有积压的案件，有的百姓被冤枉了好几年都没昭雪，他到任后，立刻梳理这些积案，复核卷宗，提审犯人，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安庆的双莲寺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牵头重修，让这座古寺重焕生机；康熙六十年（1721）为《安庆府志》作序。开篇便言“郡志者，皇舆之分纪，政治之大端，万世之信史”，字里行间既有对修志者严谨态度的赞赏，更饱含自身“尽心民事、不负苍生”的为官理念；为纪念元末守将余阙(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陈友谅大军水陆并进攻安庆，余阙孤军无援、身先士卒，在西门力战，身中数创，见城破无望，于西门外清水塘自刎，妻妾子女皆投井殉难，部下、百姓多有追随殉国者)，在安庆风节井上建“一家仁”亭，并题联：“男女共成仁，古井无波清足鉴；门墙宣正气，庭花满地讼常闲。”既彰显了他对忠义节烈的推崇，也寄托了对吏治清明的殷切期望；支持安庆东部北宋古运河遗址的保护工作，与两江总督赫寿、安徽巡抚梁世勋等共同捐款。期间，著有《皖臬政纪》4册。该书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从书名来看，“皖”指代安徽，“臬”对应按察使这一主管司法的官职，这本书是他担任安徽按察使期间，对自身处理司法、刑狱等政务的记录汇编，是反映其任职期间政务工作的重要文献。
朱作鼎小时候家里很穷，自幼疾恶如仇，练就了一身武艺。擅长轻功，可飞檐走壁，入绿林当了好汉。专挑那些为富不仁的官绅下手，把抢来的钱财分给穷苦人家，在江湖上很有名望。后遭官府追捕，被捕快周铁弹所伤，侥幸逃脱后，以资捐官，辗转升至安徽按察使。身居高位后，他仍不改绿林习性，夜间常微服出行，继续行侠仗义，盗取贪官污吏的钱财救济百姓。此事最终被周铁弹察觉，两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朱作鼎左眼受重伤，被迫弃官遁走，隐于浮山为僧，临行前题诗于壁，便是本文开头那首意味深长的诗作。
这些民间传说虽缺乏史料依据，但从侧面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复杂评价：既有对其刚直性格的赞赏，也有对其悲剧结局的同情。
而史料里记载的结局更为真实可信。康熙晚年“九子夺嫡”，官场派系斗争激烈，雍正继位后又大规模政治洗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中记载，雍正二年（1724）末至三年初，年羹尧多次弹劾朱作鼎，坚持认为其“断不可姑留”。雍正三年（1725）正月十一日，安徽巡抚李成龙给皇帝的奏折中请求暂留臬台朱作鼎继续为朝廷效力：“臣回奏按察司朱作鼎一摺，钦奉皇上谆切垂训，更加凛惕，似可暂留，策其后效。”奏折称朱作鼎自到任以来“办理事件原无贻误，江省民情亦所熟悉，近来蒙皇上谆切垂训，更知凛惕”。朱批“年羹尧屡奏朱作鼎断不可姑留。朕采访舆论，不过言其庸碌，并未闻有甚劣之迹。”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一道圣旨还是改变了朱作鼎的命运：“调安徽按察使朱作鼎来京，升河东盐运使段如蕙为江南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这实际上是一种明升暗降、变相免职的安排。雍正四年（1726），浙江巡抚李卫又向雍正皇帝弹劾在京赋闲的朱作鼎。李卫奏折中称：“上江臬台朱作鼎，向任黄县及大同府任内，贪劣昭著，后为江南驿盐道，亦属不堪。及升臬台贤否，臣不知其详”。雍正帝曾收到密奏称其“人甚糊涂，居官平常”，虽有巡抚为其辩护，但已埋下隐患。
雍正六年（1728），朱作鼎因在安徽按察使任上的经济问题被彻底清算。据《雍正朱批谕旨》记载：“将朱作鼎革职，交送刑部照例治罪；下欠银两，着落伊子通判朱藩、守道朱藻俱各解任来京，勒限一年严追完结。”奏疏中表明，朱作鼎任安徽按察使时，曾欠原盐法道孔兴琏一万六千两白银。离任后尚欠七千五百余两，形成亏空。朝廷下令将其长子、江西饶州府通判朱藩，次子、河冀道朱藻解任追缴。因朱藻官声良好且熟谙河工，雍正帝询大臣田文镜后，准其留任分期偿债，朱作鼎亦暂停解送监禁追逼，其家族仕途自此遭到重创。
值得一提的是，朱作鼎在枞阳浮山留下“别有天地”“非人间”“云深处”“日月长”“一线天”五处题刻，均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安徽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任上）前后刻的，其中“非人间”一题刻稍晚，于该月下旬（小春月）。署名“观察使三韩朱作鼎题并书”。“观察使”是按察使的一种雅称，“三韩”标注其辽东籍贯。题刻“一线天”时，相传朱作鼎并未架梯，仅凭早年练就的“贴壁挂画”功夫徒手攀爬岩壁完成。康熙五十六年（1717）季春，他在九华山也留下了“一线天”“非人间”的石刻。如今，这些石刻清晰可见，就像在诉说着他的故事，等待着更多的人去解读。
编辑|文晓旅
校对|刘天宏
审核|邹帆
来源|铜陵社科院